·韩文宁·
宋子文
重光葵
王亚樵
1931 年7 月24 日的上海《申报》登载了一条重要新闻：“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等昨日早7时在沪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枪等向宋猛射，宋的卫士亦拔枪射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秩序大乱。结果宋的秘书身中三弹，于昨日死亡。”
宋子文是宋氏家族的长公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从政，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掌管经济大权。唐腴胪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与宋子文私交甚笃，1930年起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其父唐乃安是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学生，沪上名医，开设私人诊所，家境优渥。
粤系的谋划
遇刺当日，宋子文对报界发表谈话，提到“予先曾屡得警告，谓广州方面，将谋不利于予，但事前并未料到其竟有行刺之举”。这句话引出一段纷争，也道出谋杀背后的操盘手。
中原大战获胜后，蒋介石挟余威于1930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他提交的召开国会会议与制定约法案。此举遭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猛烈抨击，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对方软禁在南京汤山。一场“约法”之争，导致宁、粤两派矛盾激化。通过孙科的谋划串联，粤派中央执委、监委纷纷提交辞呈，南下广州结成强大的反蒋联盟，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后，对蒋有宿怨的胡汉民亲家林焕廷是旧恨添新仇，他无法再隐忍，决定“拔刀相助”。他通过找人暗中疏通王亚樵，试图借刀杀人。孙科知道后表示支持，一旦事成，必将树倒猢狲散，广州政府即可取而代之，实为“胜利之捷径”，于是暗中赠予20万元作为行动费用。
素有民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曾组建斧头帮，专门刺杀反派人物。北伐后，王亚樵曾在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军中任安徽宣慰副使，因对蒋介石“四一二”屠杀不满而与之闹翻，故而耿耿于怀。此后，他往来于港沪之间反蒋，并于1931 年响应西南军阀的反蒋活动。如今，有人提着钱找上门来，而且身份大有来头，他便一口应允了这桩“买卖”，借机“公报私仇”。然而，由于防范严密，庐山行刺蒋介石未果。
行动失败后，他们再次寻觅机会。但此前打草惊蛇，使得蒋介石出入更加戒备，一时间无从下手。广东方面派人与王亚樵联络后，决定将暗杀目标锁定在宋子文身上。
是时，粤系反蒋派为了孤立蒋介石，打算把宋子文拉入己方阵营。先是劝说，不成；继而警告，无效；最后通牒，言其不顾乡谊，“孤行己志，助纣为虐，限其立即停止公债发出，并于最短期离开职守”。但宋子文依旧我行我素,这让粤系很恼火，既然杀蒋不成，那就对宋子文下手，敲山震虎，给蒋介石来个下马威。于是一场谋害宋子文的阴谋悄然策划完成。
三道狙击线
王亚樵为确保暗杀成功，共布置了三道狙击线环环相扣，步步围堵，疏而不漏。
7 月22 日晚，宋子文带着六名卫士和秘书唐腴胪乘夜车由南京赴上海，次日晨7 时抵达，全然不知危险将至。
7月23日晨，就在列车到达上海前15分钟，站内突然来了一队警察，将月台上的闲杂人等一概清除。原来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在这趟列车上，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赶来布置警戒。这使得第一组人马无法在月台上动手，于是急忙通知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组。
列车准时驶进北站，当宋子文一行穿过长长的月台，经过车站东大楼，向出站口走去时，预先埋伏在大楼楼柱后的第二行动组刘刚等人突然跃出，四五把枪同时从两侧向他们开火，第一小组也加入枪战。骤然响起的枪声令北站顿时弥漫在硝烟中，现场乱作一团。簇拥在宋子文身后的护卫见状，连忙拔枪还击。
很快宋子文镇定下来，他借助卫士的掩护，抛去十分显眼的帽子，拼命跑向人群，然后侧身躲到一根柱子后。而受到惊吓的唐腴胪则在出口处不知所措。说来也巧，当天唐腴胪与宋子文的穿戴极为相似，都是身着白色西装，头戴白色硬边太阳帽。当时情况紧急，第二行动组的刘刚根本无法仔细打量，仅凭衣着就误判唐腴胪是宋子文，迅即对准“目标”射击，其他狙击手也跟着一阵乱射。唐腴胪当即中弹，倒在血泊中。而宋子文在众人保护下，脱离险境。
两件刺杀案交织
当天，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恰巧与宋子文同乘一车从南京到上海，而日本军方想要谋害他，于是两件刺杀案不约而同地交织在了一起。情势实属意外，导致场面极度混乱。重光葵战后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对此有载，直言事因他起，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是这场刺杀行动的主谋。
1928年5月初，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济南，肆意焚掠屠杀，中国官民死伤达两万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尽管国民党内的反日情绪高涨，但当局还是希望通过外交寻求解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认定宋子文是“温和派”，希望他能出面做南京政府的工作。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签订了解决济南事变的协定。重光葵由此就与宋子文熟识了。
1931 年春，垂涎中国满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已久的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侵略纲领性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指定由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提出作战计划。但日方认为此举要慎重，若突然挑起战端，中国军队一旦大举急速驰援，日方未必占得便宜，因此必须制造一个契机，使其难以兼顾。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宋子文曾力主中日进行外交谈判，以防止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当年夏，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日关系再度紧张，当时担任驻华公使的重光葵与宋子文密商，试图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危机。据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称，当时他与宋子文的这种努力，曾招致在华日本军方的忌恨，他们始终主张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军方指使日谍机关派人前往上海，有意挑起一场“有限战争”作为佯攻，以策应陆军在“满洲”的行动。而重光葵“温良”的谋和方式，即主张以经济渗透巩固扩大在华权益和影响，显然与他们的主张格格不入。由是，重光葵被列入他们的暗杀名单。
日谍机关著名特务田中隆吉雇用了青帮老大常玉清为杀手。在得知重光葵将于22日晚乘车赴上海后，便决定在他出站时行刺，事后再将写有“斧头帮”的武器丢弃在站外，以嫁祸于王亚樵，进而栽诬中国，趁势挑起中日事端，以刺激日本内阁批准出兵，这样陆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无巧不成书，这与王亚樵谋刺宋子文的时间不谋而合。
是日，重光葵和宋子文所乘的贵宾车厢只有他两人和随员。重光葵带的是公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了六名贴身护卫和机要秘书唐腴胪。可不知为何，23日晨当列车抵达上海站后，重光葵先行下车匆匆出站，而宋子文则在车上待了一会儿。正是这个小细节使重光葵化险为夷，幸免于难；而宋子文一行则受到两方刺客的攻击。
由于现场出现了两路人马，加之枪声大作，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不免更加混乱。常玉清以为与宋子文前后脚的唐腴胪是重光葵，在仓促开枪后迅即离开。结果唐腴胪身中多枪，当即被送往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于上午11时30分离世，年仅32岁。（摘自《名人传记》2023年第1期）